——兼评《论语体认》

偏颇性评价令人触目惊心

无论你是谁，读下面的一段话，你一定会触目惊心。

“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儒学文化乃是“侍奉主子”（鲁迅语）的文化。

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为历代统治阶级（不仅仅是封建阶级）服务的。它无论有多少优良之处，从主导倾向上来看，它是一种蔑视、残害人的个性的文化，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文化。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尊孔，无不将儒家学说尊为神明。仅从此点看来，其总体上的反动性也昭然若揭。所以我们阅读《论语》，主要的是应把它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料来了解、审视，切莫把它作为人生的总的、根本的教科书，否则，将会养成自己的奴性。”

这段话摘自针对教育部《中学生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中学生30本课外文学名著必修本而编写的《中外文学名著导读》162页，由晨曦、李春林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在21世纪的曙光中，居然还可以听到“文革”时“批林批孔”的回声，而且绝不逊色！作者似乎还完全沉浸在“文革”情结中，没有任何理性的看法。我们怀疑作者根本没有看过《论语》研究过儒家，却喜欢以“权威”自居，喜欢用如此恶毒无实的语言肆无忌惮地发此谬论、进行误导，把对《论语通译》（为配合教育部大纲所出的丛书中的一种）所作的比较如实的评价作了全面的彻底的否定，把几十年来学者们对孔子、儒家所作的理性的研究努力一笔勾销，把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经典就这样“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不仅如此，更令我们惊讶的是，含有这样的谬论的书居然可以作为教育部的指定书的辅助读物、被编辑通过、出版社出版、发行到所有的中学生手里。全国有多少中学生，这本书就毒害了多少中学生。

还可以令我们惊讶的是，这样的谬论还不是孤例。

“儒家经书之被钦定为必读的典籍，是因为它的内容适合于专制政治的需要。……而所谓的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与之相应的等级观念。只要等级制度在，儒学就有存在的土壤。多少年来历史上的统治者的提倡读经，就是想以此坚强专制主义的体制，维系‘礼崩乐坏’的局面。”（陈四益《娃娃与读经》文汇报03.7.7.）

可见，至今为止，对儒家、孔子、论语等还有许多极端性的错误评价以及广泛的“流毒”在传播。文化工作者的任务是艰巨的。

儒学的百年命运

伴随着民族命运的极端痛楚的经历，儒学在这百年之中也经历了令人扼腕的命运。

1840年以后的几次战争，使统治集团、特别是知识阶层意识到国力的衰弱和对外敌的无力抗击，因而首先在技术层面进行引进，进而在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革。

1878年“中体西用”的提出是儒学独尊地位的滑落的标志和知识精英的明智选择。在旧的统治集团为国运危难、民族衰弱被迫付出被推翻的代价（辛亥革命）之后，国运危难、民族衰弱的下一位负责者——传统文化就被推上了断头台，1912年，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废除中小学读经课程。而五四运动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而且成为全盘反传统文化运动。

而救亡图存的主题不仅压倒了一切，而且从1840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使传统文化再一次被“丢到茅厕里三十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语）。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解释模式，把儒学等传统文化定位是封建主义，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定位是帝国主义，并且当作两座大山完全敌对和推翻。文革时期，这种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极端的表现。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铲除。

文革结束以后，传统文化这个细小而坚强的声音在整个思想文化的大合唱中清晰可辨，并且不断壮大，经过80年代的整个文化热，传统文化在90年代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复兴起来，1997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港台乃至世界华人地区的民间“经典读诵运动”也蓬勃掀起。无疑，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想力量影响现代的中国人和世界华人以及一些西方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了崭新的命运。

儒学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创新中的可能意义和地位

目前，儒学的命运不仅与蒸蒸日上的中华民族的命运相关，而且有一个更为宽广和积极的背景，那就是全球化时代。

从20世纪下半叶起，儒学在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对此有不同的评价，但显然，儒学开始重新获得正面的评价和一定的地位。

虽然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成就中并没有儒学的作用，但显然，恰恰又是因为这一点，目前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就更加需要一种伦理文化、精神文化作为基础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需要一点纠偏、清醒剂等临时性的局部的手段性的平衡措施。毫无疑问，传统的儒学及道佛等传统文化，当然是一种首选。即使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文化以与时代的整体情况配套，但新文化不是平地而起的，它需要资源，而显然，儒学是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我们都需要对儒学有一个更为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深入的“同情性”的理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给了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得到重新评价和发展的机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制约性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应该可以使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和评价。911之后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应该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在世界舞台将担当的角色和重任。我们以怎样的精神和心态去迎接世界向我们的全面涌入？我们拿什么来引导世界走向光明的未来？

科学文明吗？我们还不及西方，而且我们都知道它的局限。西方的人文精神吗？是，但我们只是追随其后。我们的现代文化吗？它对当前中国经济格局下的许多问题束手无策。文化必须要创新，而首选的优良资源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儒道佛的人文精神、轴心时代的人文精神。因为经典的力量是要靠人来唤醒和释放的，而这些唤醒和释放永远不可能是古代性的，只能是当代性的和现代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经典都是当代的经典。我们不用担心复古主义或食古不化，那是不可能的。

对传统文化经典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已经有了基础

回顾历史和审视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评价都有具体的历史原因。评价显然是属于价值性的范畴，而不是事实性的范畴。因而，我们能够体谅、理解某些特殊的时代背景（如这一百年）下的评价的偏失，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人云亦云地步他们的后尘。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为我们正确地进行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我们没有了救亡图存那样的时代的逼迫，我们也不再是非理性的卫道士和非理性的破坏者，我们也有了从其他文化看自己文化的可能性和一定的理性客观的研究的累积，我们可以更理性客观地对传统文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那些无知的、偏激的、张冠李戴的、栽赃式的、受情结支配的评价应该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举例来说，在现在的时代，还拿鲁迅这样的偏激的评价来看传统文化，不仅是不合时宜和事理的，而且是误国误民的了。这不是危言耸听，问题就是这样严重。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的时代，按照他的文化修养、敏锐的眼光和性格特点，我们不难想象他会是一个多么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者，我们也一定能够看到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与已存的他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如果谁不合时宜地敢在这个时代里搬出他以前的那些老话，他肯定会打断他的腿。

总之，对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最近，我们看到了一部很好的著作，那就是《论语体认》。

《论语体认》作者、写作及出版历程

《论语体认》作者姚式川先生，1922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姚先生因所谓的胡风问题和历史问题被错误打成反革命分子，饱经苦难，历尽沧桑，但这段生活不但没有蒙昧他的心智，使他陷入消极怨恨和愤世疾俗，而且使他更加发奋要以孔子精神改变人间心灵的扭曲状态。1983年回到上海以后，整整八年的时间，他以每天10小时以上的工作量撰写《论语体认》，几易其稿，又经过出版上的许多波折，终于在1993年11月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三民书局首先出版，次年就立即获得了台湾图书著作“金鼎奖”，好评如潮。1999年11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大陆普及本，2002年6月和2005年1月，先生又考虑到教育部指定《论语》为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之一，又自费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修改版，以期广泛传播。其弘道之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论语体认》的特点

一、体例新颖。将《论语》原有二十篇五百章内容，按不同义理重予结构，以类相从，别为十章。每章又以同类相从，作了系统的有层次的编列。为《论语》面世2千年来首见。这是作者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贡献。

例如，把原有二十篇中有关“忠君”的8章和有关“孝悌”的16章全部编列在本书第七章第一节“道德规范”的“一、孝悌”和“二、忠信”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倍受批判的所谓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其实本是有条件的，甚至是其次的。“君”不是至高无上的，“道” （正义、原则、王道、大道、道德）才是至高无上，所以何以事君？“以道事君”（《论语》11.23）。当“忠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的选择和教导又是“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篇）。这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威而演变成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为臣纲”完全是势不两立的。

对于“孝”，孔子更是明确提出“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篇）、“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4.18），丝毫没有“唯父母是从”的意思。这与后儒别有用心地倡导“父为子纲”也完全是势不两立的。

同样，“夫为妻纲”更是与《论语》无关，《论语》通篇无一字涉及，硬要让孔子或《论语》为“三从四德”或“从一而终”等封建教条负责是荒唐的。

因此，“重予结构”为还孔子思想真面目和提高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提供了方便。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被后儒所改造、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那些东西与孔子本来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而那些不求实不公正、必欲打倒孔家店的人所举出的理由也是与孔子《论语》的本来面目是毫无关涉的。

如果与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相比较，我们看到，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是完全遵循《论语》的次序并对此次序有一个极好的说明，他继承的是从皇侃（？——534年）《论语义疏》以来的儒家传统的分科段明章旨的解经方法，而姚先生的《论语体认》“重予结构”是一种创新，是帮助现时代人走入经典的一种适宜的方便。

二、按语形式的表述视野开阔、见解深刻、贴近生活、富有现实感和亲切感。

按语显现了作者对《论语》、儒家思想的贯通性的理解，和对孔子思想的“同情性理解”与深刻的领悟。他尽力去深入到孔子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孔子，还孔子及其思想的真面目。按语是作者的见地，这是作者通过内容表现出来的贡献。

对孔子的许多日常行为的记载，作者作出了体贴入微的理解。例如“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盲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9.9）作者的按语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哀戚之情，实际上，也就是仁心，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或今天所说的‘同情心’。具有同情心的人，每当遇到别人遭遇天灾人祸或意外不幸而身临厄运、极端困境时，总会产生一种责任感、想以自己的行动来援助不幸者的心愿，也往往会由此生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胸怀。尽管这都是些琐碎小事，有人可能认为并无足称道，其实，这正是人际关系所最需要的、视之为最宝贵的。而要达到像孔子那样极其自然、随时随地流露出来的真情态度，那实在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三年五年就能见功底的。”（《论语体认》65页）

对历代争议较大的“民可使由之”、“父子相隐”等作出了独到的理解，对像“父母在，不远游”、“述而不作”等作出了的契合现实的建议。等等。

犹为重要的是，本书对现实人性的洞察、反省尤其突出。作者经历了40年的不同寻常的生活，对人性的种种表现有详尽深刻的认识，所以作者以现代人性的种种表现为《论语》作注。例如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者说：“要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容易的事，非得经受一番思想斗争不可。如，现实中经常看到的：有的不是与人方便，而是给人困难；有的是只许自己放火，横行霸道，却不准别人漫步小径；有的是凭借权势，把非人的境遇强加给别人，以设置圈套或者指使人陷害等方式坑人，自己却在一边狞笑。而在群体关系中，有的调人，有的以邻为壑，给对方输送庸才、懒汉；如果易货，有的则调包，把报废物资蒙混了事，等等。这些不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背向表现吗？”（《论语体认》17页）又如对“君子也有恶”的7种“有恶”，作者给出了详细的描述，使读者对人性的表现有一个现实性的对照，它可以帮助我们看透人性，也可以帮助自己反省修身。（《论语体认》47页）

如果说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的特点是经史互参，那么我们可以把姚先生的《论语体认》的特点归结为经今互鉴。没有姚先生的沧桑人生，《论语》不可能获得我们这个时代这样一种特殊的注释。区别还在于，南怀瑾先生的整体的诠释见地是以心开悟解和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而姚先生的见地更直接地来源于现实的人生历练。可以说，“别裁”是心的观照，是别出心裁，却归于大道；“体认”是心的历练，是心领神会，可通天贯地。而南先生和姚先生的著作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尽力地深入经典本身，同情共感地理解和诠释经典，没有惑于俗世的似是而非的许多“传闻”，没有惑于别有用心者的“张冠李戴”式的栽赃，所以，他们对孔子及其《论语》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这在现代学者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文笔精练流畅、说理深入浅出。本书既有一定是思想深度，能启迪智慧，又有较好的可读性，能引人入胜。而这，正是作者在极端困难、又被讥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一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的情况下，完全凭着对孔子思想的执着信仰、默默而一丝不苟地，经过几十遍的反复校读修改，逐字逐句逐段地琢磨斟酌的结果。作者化如此巨大的心血完成的这部著作，其着力点不是文字考古，而在思想阐发。文字是为了表达准确的理解的工具，所以，作者在本书中的文字运用尽力保持简练流畅，使它很好地服从于思想的阐述，其可读性很强，适合于中学生以上水平的所有读者，真正是一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好著作。

对《论语体认》的评价

眼下，“学术”不仅是学术界的通行证，而且几乎是最高的评价标准。像《论语体认》这样的一本书如果被学术界接受为“学术著作”似乎是一种荣耀，但我们认为，用“学术著作”来评价先生的《论语体认》是一种低估。

所谓的“学术著作”无非是用非常理性的逻辑的或思辨的方式研究一个对象或课题，它注重的是特定的学术规范、语言、方式以及所谓的自我的独特看法及其自圆其说。而《论语体认》不在意对《论语》作考据学的注解，它着重的是对孔子的思想有“同情性”的理解、对《论语》有贴切的体认以及对现实人性的深刻揭露和反思。

你可以看到，《论语体认》实质上是姚先生以孔子的思想人生境界疗救自己半辈子的伤痛、提升自己的人格、清明自己的心灵、纯洁自己的精神的努力。同时，你可以看到，《论语体认》是一部对儒学根本经典《论语》的深入了解和“同情性”理解的力作，也是一部真正有生命体贴的力作。作者用自己的生命积淀出的智慧深入孔子的人格、思想，以他对于现实人性的洞察和反省为经典作注。你可以看到，在40多万字的背后，只有智慧、信仰和洞察，没有自我对不幸的自怜和对理论的自满，也没有自我的自卑和自信，总之是没有他的个人生活或自我表现。

我曾经就《论语》中“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征询过姚先生的个人看法，他的回答是赞同孔子的“以直报怨”的思想教导，但如果我们以他的所为及《论语体认》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来看，那么可以说，他在行动上更是与老子的“以德报怨”相应。

正如著作名所显示的，它是“体认”的著作。什么是“体认”？“体认”不是理智、理性所能为的，“体认”是用整个人的生命去碰触、契入、回应、领悟和阐释。既然经典是生命智慧的凝结，那它必须要靠生命的智慧才能阐释和传递。

姚先生的《论语体认》为每一位读者提供了一面照看自己的镜子。只要我们有愿意和有勇气拿它来照看自己，我们就一定会有重大的收获。有了对自己的省察，我们就能看懂别人和整个社会并恰当地行动，就能按德性去做人，按智慧去做事。

《论语体认》